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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病人只能靠医疗仪器维持生命,他的身体该由谁做主?


2020-07-09

当病人只能靠医疗仪器维持生命,他的身体该由谁做主?

家属的期待违背了病人的意愿,怎幺办?

念医学院时,我们学过许多不同种类的「医病关係」,却从来没学过如何与病人的家属相处,或是更糟糕的情况:当家属的意见与病患的意愿相左时,我们该怎幺做。

每当遇到不晓得该如何处理的状况时,我总会问同事的意见,就像这一次。

「如果家属的意见与病患的意愿不一样时,该怎幺办?」我刚结束与病人的儿子通的电话,烦恼地问身边年长几岁的同事。

「这种事情最忌讳由你当中间人了。把家属叫过来,让他们面对面地直接讲清楚吧!」

我连连点头,马上再度拨打病人儿子的电话,跟他约时间会面。

医、病与家属,艰难的三方会面

「首先,很感谢各位今天拨出时间前来。正如我在电话中所说的,今天主要是希望趁所有家人都在此的机会,好好讲解一下治疗计划,以及讨论未来的方向。」

说完开场白,我开始向病人以及她的一儿一女简单地讲解治疗计划,其实也不过就几句话,毕竟也没什幺好做的。

接着,便直接切入今日真正的主题。我面无表情,维持飞快的语速继续说下去。

「……这就是我们大概的治疗方向了。另外,今天也有一个话题是我想提出的,正如我之前说过,张女士这个病是不可逆转的,而且可能会恶化得非常快,导致有生命危险,总会有那幺一天,我们必须面临要不要抢救、要不要做心肺复甦术的抉择。我了解这个问题需要长时间的考虑,我们也不必急于在今天达成共识,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让大家能说出自己的想法,而且也听听其他人怎幺想。张女士,既然你是当事人,我想在这里,你应该是第一个讲话的人。」

「我不想要插管,也不想做心肺复甦术。」病床上的张女士言简意赅,决绝异常,并没有受我前面那一长串意图缓和气氛的废话感染。

这句话一说出口,床边的众人陷入一片死寂。

大概是察觉到气氛变得太僵,她把手一扬,又补充一句:「身后事我都交代好了。」

她的补充如同小石子落入无底洞窟,毫无回音,无力搅动一池死水。

「嗯,那我也来说说我身为医生的看法吧。」趁姊弟二人此刻还发着愣,做不了反应,我赶紧先发制人,打算将场上的比数变成二比零,就此拍板定案。「我也认同张女士的决定,因为她的病情是不可逆转的,而心肺复甦术……」我机械性地背诵出自己常用的标準台词,同时以眼角余光观察儿子的反应。他仍旧面无表情。

说完自己的看法后,我没有再出声,只是低头专注地盯着手上的病历,开始发呆。

过了大概一分钟,又或许是几秒吧,姊姊问我:「可是,妈妈未必会恶化得那幺快,不是吗?我们可以再想一想吗?」

我抬头望向她,说:「你们当然可以再想一想,但这跟她的病情恶化程度多快并没有关係。这个问题是我们迟早要面对的,趁着现在大家都在,有个结论,你母亲也会比较安心。」

又是一阵沉默。

姊姊没有再看我,她求助的眼神射向弟弟,「妈妈说她不想……」我也追随她的视线,一同望向儿子。

过了好久,好久,我才看见原本面无表情的儿子带着苦笑,说:「既然,这是她,在清醒,的时候,这样说的,那幺,我也只能……」我无法忽视他在每个停顿间的深呼吸,直至最后一个停顿变成句点,他把双手一摊,示意他要讲的都讲完了。

我心头涌上一阵对这个儿子的歉意,因为我的任务顺利达成了。

会谈的最后,我如同打圆场般补上一句:「张女士,我了解你不愿意接受插管,但是你愿意使用正压呼吸器吗?正压呼吸器也会造成一定的不适,可是侵入性较低。」

病人犹疑了一下,说:「好吧。」

那时涌上心头的歉意,连带地让我想起自己有多幺言不由衷:开场白是如此冠冕堂皇,伪装成让众人分享心情、不必达成结论的沟通环节,实际上目的只有一个,而且我最后也成功了。

当我告诉我的病人,她的子女即将前来,我们将共同讨论治疗方案,而她答「好」时,我便知道我俩已藉着潜台词达成无声的共识,结成了祕密同盟。这是一场鸿门宴,她有自主意愿,我有专业判断,一切都已準备好,只待子女赴会,他们不会有反对的权力。

我的任务成功时,我心想:这个男人,真的,快要哭了,因为他的母亲要死了。

身为孩子,他没有做错任何事,不过就是我打电话告知他:「你的母亲不希望接受心肺复甦术。」而他答:「我知道做心肺复甦术很辛苦,不到最后一步,我也希望你们别做。但如果你们看着她不行了,你们也没理由不做任何事情吧?」

其实他一直知道的,从三年前母亲发病时,他就知道「这一天」早晚会来,但是我硬要将这个血淋淋的现实放到他面前。我猜他知晓关于死亡的一切,只是情愿让死亡继续当一个遥远又模糊的幻影,而不是如此真切地听见母亲接受自己将死,还早已做好準备的宣告。

过了一段时间后,某天,张女士的病情急剧恶化。她的情况原已严重到不得不长期使用纯氧气面罩,但那天即使戴上纯氧气面罩,血氧浓度仍旧跌个不停。她的子女都不在,护理师问我:「要不要帮她戴正压呼吸器?」

「我先打个电话给儿子吧。」我犹豫了一下,说。

我打电话给儿子,告知他母亲的情况转差,他说他会尽快赶到。接着我走回床边,迟疑了一下后说:「帮她戴正压呼吸器吧!争取时间,让儿女见她最后一面。」

我弯下腰,想到这个病人待在这里那幺久,现在是真的快要死了,鼻腔不由得一阵发酸,便拍拍她的头,在她左耳边喃喃道:「一直以来,你都很努力了,现在儿子和女儿都正在过来啰,你再等等。」

后来事情的演变令我更想哭。

戴上正压呼吸器后,她的血氧浓度急剧上升,又撑了好些天。那天,护理师问我:「她不断说她想死,你可以做些什幺帮她吗?」我几乎反射性地交抱起双手,说:「可是我们没有安乐死的法律啊!」我用了防御性语气,不知道想防御什幺。

隔天,她死了,虽然不算太安乐。

在她临终时,我见到她的子女在床边一路相伴,边陪边掉泪。我们所有人都遵守了自己的承诺:子女没有在她心跳停止后,要求我们做心肺复甦术;我帮病人让子女同意遵守她的意愿,并用了一些手段使她活到让子女见最后一面──或许用得太过了;病人也没有拒绝我给她的正压面罩,儘管那还是挺辛苦的。

没有人背弃自己的诺言,结果该受的罪和该掉的眼泪还是没有变少,世事真是没有道理。

后来,我再也不肯折衷,立场变得愈发强硬。当病人的状况太差时,我直接便对着家属说:「他的情况实在不好,正压呼吸器同样具有侵入性,而且会延长他的痛苦,我们不建议使用。」连会赋予他们最后一点点希望的选项都要夺走。然而,病人的身体毕竟是他们自己的,不该用作换取家人一时安心的筹码。

我愈来愈了解到,医学院只教「医病关係」,不教「医师与家属的关係」,是因为医师负责的对象只有病人,而且也应该只有病人。但我对那个儿子依旧抱着歉意──为着我逼他得在面对事实前,多面对一遍事实的预演;逼他在为现实伤心前,预先为尚未发生的现实伤心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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